孙中山作为中国的国父，将一生致力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并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未来的设想与预言。许多预言已然实现或即将成真，例如他曾预言中国将拥有16万公里的铁路与160万公里的公路。如今，一百多年过去，我国的公路总长度已突破500万公里，而铁路营运里程也达到了15.5万公里，离孙中山的预言相差仅5000公里。
在民国时期，中国的铁路网和今天的铁路干线网络相比，虽有相似之处，但如今的铁路发展无疑更为庞大。
然而，其中一些预言至今未能验证。比如，孙中山曾在与章太炎的对话中提到：“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他认为，若想保住中国，首都应定在武昌；若要使四方臣服，则定都西安；而如果要谋求亚洲的霸业，则必须定都伊犁。
孙中山为何提出这样的设想？这些设想是否具备可行性？许多人对孙中山的三个设想持怀疑态度，认为第一个设想就显得荒唐，因为武昌并非四大文明古都，也不算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仅仅是一个区域性中心。但如果仅仅因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地在武昌就认为孙中山情有独钟，那无疑是对他的不尊重。孙中山选择武昌作为首都，是因为他认同一则古话：“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在孙中山看来，当时百姓因长期战争已疲惫不堪，国家到了必须恢复生气的时刻，急需一个安定的局面。无论是定都北京、南京、上海还是广州，这些地方因为位置偏远，都无法代表全国，且可能导致军阀割据。
而武昌则不同，位于江汉平原东部，被誉为“九省通衢”，是一个具有极佳地理位置的城市。如果以武昌为中心，周围的长沙、合肥、郑州、西安等大城市，以及济南、北京、太原、兰州、成都、昆明、南京、广州、上海等地，几乎囊括了所有大型城市，武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全国的局势。
在孙中山眼中，若仅仅保住中国的本部，使百姓能过上安定生活，武昌就是最佳选择，因为它地理位置优越，便于集中力量控制全国，使军阀不敢轻举妄动，从而达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目的。然而，保住本土的目标依然显得过于保守，因此他提出了第二个设想，即“谋藩服则西安”。
尽管当时中国正处于长期的军阀混战，处于贫弱的状态，但孙中山坚信中国不可能永远如此软弱，迟早会重新崛起。因此，他认为若中国要恢复往日的强盛，西安应该成为首都。西安不仅是西北的经济中心，而且坐落于关中平原，地理条件优越，四面环山，内部土地肥沃，是一个有着定都潜力的城市。
定都西安可以向世界宣示中国的决心，表明中国绝不会放弃西北和西南的领土，并且会逐步收回被割让的土地。这样的表态对于当时觊觎新疆的俄国和图谋西藏的英国无疑是强烈的震慑。
至于第三个设想，即定都伊犁，虽然看起来最不现实，但却代表了孙中山最为乐观的愿景。其实，孙中山的三个定都设想分别表达了他不同的情感：悲观、淡然与乐观。
在他看来，最悲观的设想是中国所有边疆地区被瓜分，只有传统本土得以保留，成为二流国家，此时，定都武昌无疑是最实际的选择，因为它能有效应对四面八方的威胁。
而更为淡然的心态则希望中国能够恢复往日的大一统，牢牢把握所有领土，让四夷臣服。
在最为乐观的设想中，孙中山预见中国将重新崛起，成为拥有强大工业、军队和开化百姓的大国，而中国的目标不仅仅是恢复传统领土，更是谋求在整个亚洲的影响力。
尽管伊犁地理上位于新疆天山北部，四周是沙漠和山脉，但伊犁本身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境内有丰富的水源和广袤的农田，外有天然屏障，内有沃土，易守难攻。最重要的是，伊犁位于亚洲大陆的中心地带，从战略上来看，选择伊犁作为首都，能极大地增强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然而，今天回头看，定都伊犁的最大缺陷是忽视了海权的重要性。海权对一个现代国家至关重要，决定了国家能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防御和扩展。随着首都的西移，虽然距离亚欧大陆的中心更近，但距离海洋却越来越远。武昌距离东海约700多公里，西安到黄海约900多公里，而从伊犁到渤海直线距离超过3000公里，这对于当时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劣势。
但孙中山当时的设想是基于当时的局势，他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海洋，而是来自北方和西南的列强。因此，他选择将首都设在内陆，以避免失去更多土地，同时也期望中国能从内陆出发，恢复国土，甚至扩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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